对于“自由生活”，不管是一个小时或者一刻钟，伊戈尔都不放过。他真是一个反应迅速、当机立断的神枪手。为了金钱，为了卢布，就得流汗，他是从不惜力的，有时真是累得汗流浃背。他隔日上班，简直就跟做苦役一般。而且你还得经常保持和颜悦色的样子和不**份的殷勤——亲爱的莫斯科人，我是为你们行方便的，把你们送到火车站或飞机场，至于怎样报答我这个殷勤的驾驶员，就请你们自己去考虑吧。不，不，伊戈尔从来不敲竹杠。难道做件好事非要酬谢不可吗？但是人们总是要酬谢他的。他善于察颜观色，揣摩人家的心理。他懂得哪些顾客根本“沾不得边”。不过他毕竟明白，他虽然不得不给上司开车门，但是他挣的钱难道比上司少吗？难道他从美不胜收的生活之树上所得的果实比他的上司少吗？区别就在于上司每昼夜有十二个小时都得拉套，都被他的“职守”牢牢套住，星期六也得来上班(苏联实行每周五个工作日)，坐在地毯落满灰尘的大办公室里渐渐衰老，而他伊戈尔两天中只有一天卖苦力。就是在这一天里，掌握主动权的也不是上司，而是他伊戈尔，因为他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为的是自己，为的是生活得快活而又体面（打年轻的时候起，他就爱惜自己的身体，避免不必要的刺激），为的是充分领略和体会生活的幸福——这种享受他的上司恐怕连做梦也没有见过，为的是将来能生育身体健壮的后代，把他们抚养成人，并在他们跨进生活大门之前，为他们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以免他们也得……伊戈尔认定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向是正确的，他觉得自己的成功主要在于他适时地明确了方向。
我们不必从他的个性形成过程中寻找什么社会根源。他是在战后那种住房拥挤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同一座楼、同一个门洞里涌现了许多可钦可敬的人。他们对事业忠心耿耿，对良心这个概念的全部含义也并不陌生。
我们这位运动员、神枪手并非一向就是这样的。在他周围那些人的心目中，他不总是头上带着灵光的。他的威望只是勉勉强强地维持在候补队员的长凳上，而不是身居前锋行列中。当时满楼、满院到处都是一群群失去父亲的孩子——这就是战后的严酷现实。在他们当中伊戈尔不是领头的。在决定去游泳，去玩球，或是做“哥萨克和强盗”的游戏的时候，他的意见从不占上风。在学校他连小队长也没当上，连班上的墙报编委会也进不去。在大院里领头的是阿布杜尔、谢尼卡·沃罗诺夫、别季卡·古马纽克，在学校领头的则是维尼卡·罗曼斯基、卓伊卡·捷列金娜。他们都是天生的领头人。怪不得谢尼卡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建筑工程队队长，阿布杜尔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盗窃集团的头目而被判了长期徒刑，维尼卡当上了外交官，卓伊卡二十七岁当上了博士。这是一个不平凡的、藏龙卧虎的大院，一座住着未来天才的楼房。在这方面，伊戈尔跟他那些伙伴是很不相称的。
这是一座由沙俄时代的富商盖起来的独门独院的小楼，座落在莫斯科的河滨区，与战前修建的、然而还算是新的住宅区相毗邻。楼房里原来的客厅和豪华的卧室被隔成许多小间，住的是女看门人、女护士、服装店的女裁缝、女清洁工、女锅炉工（那时已出现第一批垃圾道，但还几乎没有热电厂，每座楼都设有自己的锅炉房），也有一些上层人物，如派出所的女户籍员、“阿斯多里亚”饭店的女服务员和女测绘员——维尼卡·罗曼斯基和达吉扬娜的母亲。她们都是无依无靠、拖儿带女的孤孀寡女，但是她们的孩子尽管没有父亲却并不感到低人一等。在这条街的同龄儿童当中，他们总是起带头作用。在这样一支生龙活虎、才气出众的行列里，唯独伊戈尔觉得自己郁郁不得志。他并没有显出特别的才能。那么他无疑就是如今知识分子中所常说的那种“自己闯出来的人”。
到了九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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