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第一代以才华起家的名臣，从小在蜀川山水中长大，他的心灵本就不是传统的官场动物。最开始时，他短暂地迷茫过，那时他初入官场，自命士大夫一族，把底层人民的死活看得一钱不值，公开声称下层人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士大夫的生活快乐，一派典型的暴发户嘴脸。
等到他自己倒霉，在乌台诗案后贬到黄州，在城东的那块坡地耕种之后，他的心灵返本了，蜀山灵秀激越，最潇洒不羁才华横溢的两大文豪——李白、苏轼都出生在那里，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路，更有相同的地方。
苏轼这样一个人，可以忘了他的官场经历，不能忘的是他的诗词歌赋，他是中国自残唐五代以来的第一大天才。自宋以后，华夏文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可再没有任何一个是可以超越他的。
一生的磨难，仿佛是上苍赐予他的灵感。没有那些感触，怎能转化成那些文章佳句？
苏轼之才，可以说跨越了苦难，身在苦难痛楚中，居然越发明艳雍容。这一点在华夏文明史上是从所未见的，哪怕是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天分、成就高于苏轼的李白、杜甫也相形见绌。
李白飘逸雄浑，神化难明，天赋绝顶，可是山野气太浓，高兴时放浪形骸，失意时长歌当哭，情绪波动太大，完全被外界影响；杜甫虽然忧国忧民，一片赤诚之心，可惜忧过了头，文章里难免沾上了潦倒灰暗的气息。
只有苏轼，不管际遇怎样，心里都有一棵盛开的兰花。心有茂兰一棵，不为世事羁磨。这种从容的美丽，哪怕有再多的折磨，仍然能宁静地绽放。
赵珩知道，孙珲希望自己无论是做皇帝，还是普通人，都能象苏轼那样，面对困境，甚至是必死困境，不咒骂、不消沉、不悔恨，仍然保持微笑，保持住心灵深处活泼灵动的光芒，不让它灰暗，不让它暴戾，这是种别样的骄傲——让美丽的永远美丽，天上的雨水绝不会因为落到地上的泥潭里，就失去它本来的洁净！
贾似道不是王安石，不想也不会重蹈王安石的覆辙，而他赵珩，却也不做“我好孤寒！”的神宗皇帝！
以元丰四年为分水岭，在那之前，神宗皇帝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但元丰四年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皇帝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皇帝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皇帝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
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消息，西夏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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