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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