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小平钱当时在周围国家都非常受欢迎，除了日本，西夏，大辽，简直供不应求，因为铸造手段远超周边这些国家。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撚丝装著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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