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船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自唐代裴耀卿改革漕运以来久已实行了这么多年，虽说有一点小瑕疵，但曾经支撑起过大唐王朝那么辽阔的疆域，到公相执政所在的不到唐王朝一半的撮尔小国手里，他直接弃而不用，将转般法换成了直达法，即不顾沿途所经河道深浅的不同，由东南六路用船一直把米运往汴京去，这样可以说直接动了太祖当初立朝的根基。
转般法所以能够有效地运用，因为当初发运司备有巨额的钱作为准备金，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用来收买米粮，以便当各路因歉收而不能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真州等地的转般仓，而运河水长通航的时间刚刚来临的时候，仍然有米运往汴京去。
及崇宁初公相蔡京执政的时候，其亲信胡师文为发运使，却把这一大笔原来用作籴本的钱作为羡余来献给政府，以致此后发运司没有钱籴米来代发，直接导致了发运司籴本的消失。复次，当转般法实行的时候，政府在食盐方面又采取专卖政策来与之配合，故由各路运米到真州的船只，把米卸下以后，又可装盐回去销售。及崇宁二年，蔡京却把食盐专卖法改为钞盐法（或曰通商法），规定商人在汴京“榷货务买钞所”用钱买到盐钞后，便可到产盐地换取食盐，而转运往一定的地点来销售。这样一来，商人既然代替政府来贩运食盐，由各路运米到真州去的漕船，在归途中便只好空船行驶了。这未免太不经济，故转般法有改为直达法的必要。
在北宋运河北运的物品中，除米粮外，其余如金帛茶布等物的运输，称为“杂运”。杂运自天圣年间起即已采用直达法，不再分段运输。到了崇宁三年，依照户部尚书曾孝广的提议，政府遂连米运也改为直达法。
直达法实行后，漕运的成绩却远不及过去转般法那样优良。东南六路与汴京的距离远较与真州等地的距离为远，而长江运河水道的深浅又各有不同。在这一段绵长的路途上，船只航行所费的时日自要加长，每年往返的次数自要减少，至于政府对于沿途航运的督察管理则非常困难。这样一来，运河的运输量自要因种种流弊的发生而激减。其中最大的一点，是漕运人员在路上稽留住滞，以盗卖他们船中所运的米，盗卖完了，便把船只凿沉，一走了事。复次，随着直达法的实行，运河沿线因储水而设立的水闸，开闭没有节制，结果运河又常因水浅而阻滞船只的航行。因此，自直达法实行后，运河每年由南方运往汴京的米粮，数量要大为减少。
在上述直达法实行的期间内，运河又另外发生其他事件，足以影响到运米额的锐减。这时徽宗赵佶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艮岳，以供享乐之用。为着要满足他的政治野心，蔡京的亲信朱勔遂在苏州太湖一带大规模地搜集奇花异石，运往汴京，以取得徽宗的恩宠。因为这些花石的运输，政府特设进奉局于苏州，让他主持其事。他运输花石所用的船只，多恃势取自原来运米的漕船，故此后供运米用的漕船便要大减。不特如此，当日的花石纲船既然大规模地纵横拥挤于运河上，这些剩下来运米的船只，在那里航行自然要大受阻碍。因此，除直达法的流弊以外，再加上花石纲的骚扰，运河每年的运输量更要激剧减小。
其后到了钦宗靖康年间，当金人人侵的时候，汴京因被围攻，漕运自然不通。再往后，运河上游的堤岸又因被盗贼破坏而溃决，以致河水干浅，阻滞了漕运船只的航行。因此，自徽宗以来运河每年运输量越来越小的情形，到钦宗时代遂更为严重，从而汴京及其他北方各地遂得不到江淮物资的充分接济。这样一来，运河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的结果，北宋帝国便不复能凝结为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从而力量大大削弱，抵抗不住当日北方新兴民族的女真的侵略。因此，在北宋末年运河日渐丧失它的作用，最后因被切断而不能把南北连系起来的情况下，北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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