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是讲公共道德的，他不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战争中日本人还是讲公共道德，他同样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他只是会和另外一个日本人在一起，品着茶，下着棋，不时讨论一下两个人谁杀的人多。
著名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自传《黄河青山》中对日本人的人性作了精辟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气焰嚣张的日军投降，一夜之间骄横凶残的性格如冰雪消融，个个成为“谦谦君子”。百万降兵一时回不了国，中国当局安排他们修路、修机场，他们全都积极努力，绝无抵触情绪。一天，他们在工作中烤火取暖，不小心飘出火星，烧毁了一间中国民房。为表示歉意，日军竟全体自动饿饭，用一天的伙食费进行赔偿。当时，中国当局并无追讨损失和惩罚的意思，相反一些中国人太善良了，见日本兵这样自觉悔罪，反而生出“过意不去”和“可怜”的心情。日军是否“矫枉过正”？这就是日本人，在没有投降和放下武器之前，他们是尽职的军人，无比冷血，为取乐可把婴儿挑在刺刀尖上。一旦服输，又即刻成为低眉顺眼的降兵，勤快工作，谦和有礼，更以自动饿饭来弥补无心之过，世上有哪个国家的军人会有这番表现？在他们身上，两种人性竟以“酷暑”和“严寒”的方式“冰炭同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和交融，这是正常人吗？同一批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才是最恐怖的，就是这样的铁蹄践踏了神州大地。中国的苦难太深了，苦难之中还有一层说不出的屈辱。
这是黄先生的耳闻目睹，也许正是这种性格造就了日本人“欺软怕硬”的民族本性。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他畅销不衰的作品《菊花与剑：日本文化模式》一书中说：日本人对内是菊花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相互尊重，每个人都会“摆正位置”，对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贵等级和权威分层传统“像呼吸一样自然地接受和认同”；而对外则是利剑风格，霸道且充满进攻性，自认为日本精神比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更高明。他们无条件地一致对外，且不管对付人的手段是否道德。本尼;迪克特让我们明白了日本人为何对靖国神社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对先人是无条件尊崇的，根本不相信祖先会干坏事。因此，在小泉纯一郎之流的眼中，靖国神社中陈列的二战期间侵华战犯的所作所为是对的，是永远值得崇拜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小泉拜鬼”的目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利用这个时机制造舆论，赢得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为其连任铺平道路，也昭示出日本军国主义妄想再次称雄亚洲、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不容否定，日本的文化之根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华文化最精髓的部分——诸如“仁”这一孔学核心——并未广泛植入日本社会，因而，从骨子里看，日本所截取的只是中华文化之形，而非中华文化之魂。加上日本对待外来文化，潜意识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既想为我所用又害怕其影响广布，于是，日本人的血液里，便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惶恐、挣扎和摆脱的痛苦因子，而凸显民族意志亦变成其畸形的强烈**。在自卑和不甘的双重心理压力之下，日本开始对外来文化刻意进行矮化、对民族3尚强力进行锤打、对亚洲邻国不时进行窥伺、对来日人士无端进行歧视。对汉字的日式使用、武士道精神、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侵华战争、强行规定加入日本国籍的外国人登记名字必须使用片假名等等，均系其所催生。日本在相当一些历史事件上所采取的狭隘民族视角和极端的民族行为，从更深层次上体现出其灵魂扭曲和道德缺失。这是日本之所以一度成为狭隘短视民族的社会与历史基础。
其次，日本困守于弹丸之地，其岛国位置，使许多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被囿于方寸之间，无法跳出狭小的天地。由于无高度发达文化的濡养，而且又有着天生的地域限制，日本在历史观、道德观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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