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批发价和零售价只差一倍，也就是零售价是一块一条的大红绿灯鱼，他的批发价最低也要五毛，小些红绿灯鱼零售价柳毛一条，他最少也要批发三毛一条.市场上一般只有这哥俩和另一个常从广州贩鱼来批发的红绿灯与，而那个从广州批发来的红绿灯鱼，从他手里批发来时好看，鱼也活泼，可是放到柜台后的鱼缸里，几天下来，总要死个几条，虽然他批发红绿灯的价格有时比这哥俩便宜一毛，但王大力买了他两次鱼后，便不再去他那批发了。
“今天的鱼和往日一样，大的五毛，小的三毛！”那哥哥一见王大力，脸熟，买过他的鱼，便笑呵呵地答。
“你们哥俩的红绿灯哪时都是一口价，从不让个一毛五分的？”王大力明知讨不下价，但仍说道。
“你又不是买过我们哥俩的鱼，回去，死了吗，一条不死不敢保证，但绝不会一次买我的鱼回去死两条的，你没死鱼，你就是赚了，比便宜一毛五分卖你，回去似一条好几条要强。这鱼，都是我们哥俩自己繁殖的，是咱们当地的水，当地气温下养大的，这些你都知道，每袋一百条里我们都多加了两条，一百零二条，这些你也知道，怎么，来几袋吧？”那弟弟更能说，一连气地劝王大力。
王大力见他兄弟把价钱咬的死死的，不好再讨价还价，便买了他们三袋红绿灯鱼。他回到大棚里的柜台前，把买的红绿灯鱼倒进鱼缸里，这才和自己左边相邻的赵老板和右边相邻柜台的钱老板打了声招呼。
左边柜台的赵老板是位四十来岁的北京人，只比王大力大个一两岁，人长的黑瘦，也是和王大力一样文化革命时候的老三届毕业生，他们学校插队时，他老家就在北京房山农村，他见学校都动员去陕西插队，嫌那里生活苦，便躲到房山老家农村。
半年后，他见去陕西插队的风波过去了，他便又返回北京，学校嫌他是个插队时的逃兵，一直也没给他分配工作。他整天在大街上晃，成了无业游民，后来见有人在这市场原来的地方卖热带鱼，他便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便也倒卖点热带鱼，顺便自己在家里也弄几个鱼缸养点。
八几年，这地方卖鱼的人日见增多，街道委员会便想把这地方管理起来，于是在这儿修了个玻璃大棚，建立了花鸟鱼虫市场，老赵便捷足先登，租了个柜台，干起买卖热带鱼。
右边柜台的钱老板也是四十来岁，个头没有赵老板高，生的白净，比赵老板略胖一些。他不是知青，但也和知识青年大有渊源，原来他老婆是知青。
钱老板的老家就在白洋淀边的一个村，他爸爸是大队书记，他自己高中时候赶上文化革命，有些文化，父亲又是大队书记，自然而然的他回村便当上了大队会计。
两年后，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到他们村插队了，他们家闲着的西房住了两个北京女知青，那时讲阶级成分，贫下中农的成分最高，社会上最被人尊敬和仰慕，他们家的祖上不是老贫农就是要饭和挖煤的，自然就是贫下中农，赤贫的贫下中农。
女知青一住到他家，他爸是大队书记，家又是贫农成分，知识青年听**的话，**说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大大有作为的，那两个女知青一住到他们家，立刻想起了**的这段话，叫他爸爸讲解放前贫农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年关上还讨饭的事，于是感动极了，要和贫下中农结合一块，小钱的父亲是大队支书，虽然是贫身份，又没读过书，可是眼睛精，脑瓜好使，见住自己家的两个北京女知青喊着叫着要向贫下中农学习，要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心想：打成一片，还不如打成一块呢，我儿子没媳妇，找个北京女知青当媳妇，今后在北京城里就能攀个亲家了，于是，在两个女知青选个俊的，对她说：“你是不是想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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