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以来，天下又怎么会那么喧嚣竟逐呢？
况且依附曲尺、墨线、圆规、角尺而端正事物形态的，这是损伤事物本性的作法；依附绳索胶漆而使事物相互牢牢粘固的，这是伤害事物自然禀赋的作法；运用礼乐对国民生硬地加以转变和纠正，运用仁义对国民加以抚爱和教化，从而安慰天下民心的，这样做也就失往了人的常态。天下的事物都各有它们固有的常态。所谓常态，就是弯曲的不依附曲尺，笔挺的不依附墨线，正圆的不依附圆规，端方的不依附角尺，使离析的东西附在一起不依附胶和漆，将单个的事物捆束在一起不依附绳索。于是，天下万物都不知不觉地生长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生长，同样都不知不觉地有所得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所得。所以古今道理并没有两样，不可能涌现亏缺呀。那么仁义又为什么无休无止地象胶漆绳索那样人为地夹在天道和本性之间呢？这就使天下人大惑不解了！
小的困惑会使人弄错方向，大的困惑会使人转变本性。凭什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自从虞舜拿仁义为号召而搅乱天下，天下的人们没有谁不是在为仁义争相奔走，这岂不是用仁义来转变人蓝本的真性吗？现在我们试着来谈论一下这一问题。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没有谁不借助于外物来转变自身的本性。平民百姓为了私利而就义，士人为了名声而就义，大夫为了家族而就义，圣人则为了天下而就义。所以这四种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名声也有各自的称谓，而他们用生命作出就义以侵害人的本性，却是同一样的。臧与谷两个家奴一块儿放羊却都让羊跑了。问臧在做什么，说是在拿着书简读书；问谷在做什么，说是在玩投骰子的游戏。这两个人所做的事不一样，不过他们丧失了羊却是同样的。伯夷为了贤名逝世在首阳山下，盗跖为了私利逝世在东陵山上，这两个人，致逝世的原因不同，而他们在残害生命、损伤本性方面却是同样的。为什么必定要赞誉伯夷而责备盗跖呢！天下的人们都在为某种目标而献身：那些为仁义而就义的，世俗称他为君子；那些为财货而就义的，世俗称他为小人。他们为了某一目标而就义是同样的，而有的叫做君子，有的叫做小人。倘若就残害生命、损伤本性而言，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了，又怎么能在他们中间区分君子和小人呢！
况且，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仁义，即使如同曾参和史??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甜、酸、苦、辣、咸五味，即使如同俞儿那样精通，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声，即使如同师旷那样通晓音律，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聪敏；把自己的本性缀连于五色，即使如同离朱那样通晓色彩，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视觉敏锐。我所说的完善，尽不是仁义之类的东西，而是比各有所得更美好罢了；我所说的完善，尽不是所谓的仁义，而是放任本性、保持真情罢了。我所说的聪敏，不是说能听到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内审自己罢了。我所说的视觉敏锐，不是说能看见别人什么，而是指能够看清自己罢了。不能看清自己而只能看清别人，不能安于自得而向别人索求的人，这就是索求别人之所得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得的人，也就是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能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的人。贪图达到别人所达到而不安于自己所应达到的境界，无论盗跖与勃夷，都同样是滞乱邪恶的。我有愧于宇宙万物本体的认识和事物变更规律的懂得，所以就上一层说我不能奉行仁义的节操，就下一层说我不愿从事滞乱邪恶的行动。
本篇表现了庄子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回自然的政治主意。
全文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至“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以“伯乐善治马”和“陶、匠善治埴、木”为例，寄喻一切从政者治理天下的规矩和措施，都直接残害了事物的自然和本性。第二部分至“圣人之过也”，对照上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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