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怎么可能具备令薛延陀“畏服”的实力呢？
事实上，薛延陀之所以甘做大唐的藩属，原因主要有两个，薛延陀自建国伊始，就与西突厥汗国交恶，而东突厥最大的残余势力车鼻可汗更是与其仇深似海，这两支漠北大敌在背后的掣肘，令夷男非但不敢挥师南下，还不得不与大唐和睦相处，以免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
当然，仅这一点还不足以令薛延陀束手缚脚，甘做大唐的藩国，更不可能令夷男的态度如此软弱，薛延陀之所以肯对唐朝如此谦恭，还是因为其自身存有无法克服的痼疾。
薛延陀是由从东突厥汗国中叛出的数个部落结盟而建国，为了抵挡故国的讨伐，诸部临时共推薛延陀部落的族主夷男为国主。
像这样的多部族国家，势必缺乏单一种族内部的那种向心力，而一个临时仓促组建的国家，也定然缺乏历史的积淀，且因缺乏传承惯性而导致部属的忠诚度不足，尤其是薛延陀奉行与东突厥一样的部落联盟制度，比起高度集权的郡县制封建国家，这样的统治模式严重缺乏凝聚力，容易引发内乱，更致命的是，薛延陀在建国时急速吞并了大量部族，部民成分异常复杂，国家内部矛盾重重，而急速扩张的幅员更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并且加剧了内部冲突。
所以，新兴的薛延陀汗国虽然武力强大，但却根基不牢，内部存有重大的隐患。对于首任可汗夷男而言，带着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又无法借重法统的力量稳固统治，其最高领导者的地位并不稳固，因此非但不敢对唐用兵，反倒还迫切需要大唐这个“外援”来帮助自己立稳脚跟，这也正是夷男率领新兴的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的主要原因，否则纯军事实力更强的薛延陀是不会向战斗力不如自己的大唐俯首称臣地。
当薛延陀与东突厥激战之时，大敌当前，内部的纷争尚未抬头，但在东突厥灭亡后，国中各部族间的矛盾便愈演愈烈。
而在薛延陀的诸多隐患中，回纥部族的强大是最为致命的一环。自建国伊始，回纥部就是薛延陀汗国的军事主力，而这样一支强大，且不受控制的力量存在于国内，自然令薛延陀族的统治族地位摇撼不安。
换言之，薛延陀虽然军事实力强大，但夷男自己却并不强大，建国之后，回纥部族日益壮大，逐渐反客为主，夷男的汗位越来越不稳固，结唐自固的需求也日趋强烈，这也正是夷男对大唐甘词厚礼，带着薛延陀汗国向唐称藩，且始终不愿与大唐解除宗藩关系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种别有用心的宗藩关系显然是并不牢固的，在东突厥灭亡后，大唐与薛延陀一度相安无事。
夷男需要借助大唐的支持来把持权力，遂在表面上承认大唐的宗主国地位，大唐虽然感觉到强烈的威胁，却无力击破武力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只好与其保持表面的友好。
然而双方始终心存敌意，彼此戒备，貌合神离，直到公元639年，李世民动了远征高昌之念，薛延陀对西域早有兴趣，便主动请缨助战，试图趁机在西域分上一杯羹。
薛延陀拥兵二十万众，雄踞漠北，本就令大唐心存忌惮，如今又表露出对西域的勃勃野心，更是令大唐君臣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唐廷既担心薛延陀借着西进坐大，又不愿有人与自己瓜分西域，便拒绝了夷男的提议。
由于唐朝对薛延陀这个名义上的藩属并无制裁之力，缺乏威慑，因此李世民担心在自己与西突厥决战时，薛延陀不听号令，擅自插足西域，收渔人之利。
为了保证自己在对西域用兵时不受干扰，唐廷于扶持以阿史那思摩为首的东突厥降部自河南返回漠南，让其牵制薛延陀。
大唐的这一举动敌意太过明显，双方苦苦维系的温情面纱自此便被打破。
当年东突厥亡国，主要就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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