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未遇到能赏识他的贵人，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元祐末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高俅在苏府当小吏。苏轼是当时文坛盟主，著名文人如范祖禹、李公麟、黄庭坚、秦观、米芾等，常齐集苏府论文赋诗，写字作画。高俅随侍服役，也受到文化薰陶，所写的公文和书信大有进步，还学得苏体书法，无赖习气大为减少，苏轼表示满意。
哲宗亲政后，苏轼被贬离京，就把高俅推荐给驸马都尉王晋卿王诜。有一次，高俅奉主人之命送新式梳子给端王，正逢王爷在踢气球。他时来运转，该当发迹，一脚救起即将落在身边的气球。王爷看他身手不凡，邀请他对踢，旗鼓正相当，就把他留下作为亲信。
端王即位登基后，高俅越次晋升，恩幸无比，现在已成殿前亲军都指挥使，执掌侍卫随从的大权。同僚中不少人与高俅比资历、德行和武艺，要求同样晋升官职。皇上笑笑说：“你们有他那样好的踢球腿脚吗”既然用人重踢球腿脚，那些人只好知难而退。
高俅虽是无赖出身，却能知恩报德，以后苏轼一家惨遭厄运，他常存问接济苏家子弟，还设法引苏轼的儿子苏过去见皇上。从这点上来说，真实的高俅和水浒传中的形象还是相去甚远的。
倘若高俅一直在苏轼门下，受苏轼耿介性格的濡染。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堕落。再倘若高俅后来不遇那个昏王徽宗，没有那呼风唤雨的权势，想作恶没资本，也绝难有陷害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胆量和手段。没有命运的垂青，高俅至多是一个“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文士。命运能成人，也能毁人。在命运面前，一得意，一妄形，很容易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球光踢的好，没有功名，在宋朝可是当不了大官的，赵佶也为他想到了一条围魏救赵之计，文的不行来武的。
崇宁四年初1105年，赵怀德叛宋，这实际上是西夏联合青唐当地势力对北宋占领青唐地区的一次大规模反扑。刘仲武在这一事件中既不是指挥，也没有功劳，反倒有罪！他作为副将随高永年出兵救援宣威城，在高永年被帐下亲兵叛变送给了多罗巴被杀之后，刘仲武作为军中仅次于高永年的副将，不但没有稳住军心继续完成救援任务，反倒一路逃回西宁，坐看宣威城被围。两个月后才由其他两名将领带兵解去宣威城之围。而刘仲武也被监禁在秦州大狱。根据十朝长编的记载，刘仲武本来至少会被判流放，但因为贿赂童贯，所以不但没有流放，反而坐上了前上司高永年的位置。
宋史夏国传对于这次大战是这么记载的：“秦凤第三将万人皆殁”。而宋史大约是为尊者讳的缘故，把王厚拉来陪绑，说王厚贿赂童贯，但据建昌乡土志墓志铭部分记载，王厚已经在大观元年下葬。一个死了八年的人怎么可能跟刘仲武一起领兵出战？怎么可能去贿赂童贯？所以真有贿赂行为，那也是刘仲武干的。搞不好高俅正是此战的监军。刘仲武虽然败仗，但他的仕途却没有受到影响，高俅在朝中替他说了好话。刘仲武死后，高俅又极力向徽宗推荐其子刘锜担任大将。刘锜和岳飞，韩世忠一样，同样是北宋末，南宋初的一名猛将，他被列入中兴四将，实至名归，我们后面再提。
大观二年1108年克复积石军活捉臧扑征哥一役，童贯总领全局，军事上的临时总指挥是刘法。本来给刘仲武安排的任务是堵住臧扑征哥的退路，但刘仲武利用其他几路军队的胜利，冒险派自己的大儿子刘锡进入溪哥城劝臧扑征哥投降，获得成功。实际上这是利用自己儿子的性命博老子的富贵啊！事后童贯大概认为刘仲武有抢功之嫌，就没有特别强调刘仲武的功劳。而刘仲武这一功劳得以彰显是在政和年间，徽宗许其荫补一人，享受这一指标的就是老大刘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仲武和高俅的关系也正是在政和五年1115年攻打西夏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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