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像卫朝的首府东京，还分外城和旧京城（也叫内城），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内城方圆也有二十余里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城，人口更是高达百万，顶峰的时候差不多有150万人左右，杭州当时的人口是三十二万人以上，受边患很少的成都是二十五万人以上，当时这三处被称为‘北宋三大城市’。
现在重点说说东京，河南洛阳，唐时定都的长安，赵匡胤开国的时候本来想将首府整体迁移到洛阳去的，毕竟洛阳两面靠山，军事防守环境肯定比开封要好上一大截，防守的军队也不用那么多，不像东京需要在大平原上防守四面，只是北宋当时刚刚立国，连连征战，国库空虚，如果将东京的官职人员全部移到长安，便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赵匡胤考虑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放弃了，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京的漕运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交通运输状况的制约，漕运物资能否有效地供应京师，直接关系到国家中枢机构的安危存亡。开封地处运河与黄河的交会点上，可谓交通便利、贸易兴盛的水陆之埠。北宋末期，皇帝昏庸，贪官污吏横行，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过靖康之难，最终疏于治理的黄河，将东京这座当时最大的都城，埋入了滚滚黄泥河沙之中，现在的开封并不是在原址上建成的，隔着原来繁华无比的东京有一段距离。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说，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大平原上，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对于经济重心南移之后主要依靠南方漕粮接济的集权王朝来说，无疑具有建都的优势。而这也正是北宋统治者战略思想的着眼点：即依靠便利的漕运，接济京师，以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北宋时期的东京，漕运网络远比洛阳、长安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运河系统相衔接，环绕京畿合称“漕运四渠”。
漕运四渠分别流向不同的方向，《文献通考·国用考》中说：是时，漕运之法分为四路：东南之粟自淮入化至京师；若是陕西之粟，便自三门、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若是陈、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师；京东自广济河至京师。这四条河流将全国的水运网络联系成一个整体，对东京这座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漕运线，也是北宋王朝的政治生命线。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城内上百万军民的生活物资大都通过水运而来。而东京城内的手工业原材料、商品等大都通过水运而来，又通过水运发往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全国各大水系在东京交会，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水运网络，在京城内，汴河、广济河、惠民河、金水河互相贯通，黄河连通运河，汴河连接淮河、长江，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凭此紧密相连，真正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水运体系，各地物资实现了大交换、大汇集。东京开封的商业布局，因运河表现出全新的面貌。
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宋人喜欢临河开店，沿着河岸，商铺、酒楼、茶坊、邸店鳞次栉比，桥道两边也摆满小摊，形成了繁荣的街市。行人、商客、小贩、脚夫、马车拥挤于街道，入夜之后，市井间热闹不减白昼。
《东京梦华录》介绍道：“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熝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角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州桥夜市之所以这么喧闹，是因为仓场建于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
再来看《清明上河图》。在汴河中，共绘大小船只29艘，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逆流而上，有的停泊靠岸、在码头卸货。大型船只过虹桥时，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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