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大，同时粮食、兵员、弹yao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y实际上都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y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泽d在1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三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y则不这么想。当年跟随毛泽d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y，十分了解自己的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南京的蒋总统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总统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调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y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y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泽d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巩固华北。
粟y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第1兵团这样一支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粟y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y，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10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yao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会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在说服陈y司令员并征求刘邓首长的意见后，4月18日，粟裕终于鼓足勇气，斗胆直呈，以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q、朱d，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y个人名义发出的。他在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刚到城南庄不久的毛泽d与周恩l等反复商量后，将陈y、粟y召到城南庄，并把这个问题列入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经过再三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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