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补巨额财政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致使物价如脱缰之马,持续猛涨；再加上四大家族与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结,营私舞弊,囤积居奇,强取豪夺,使国统区出现了百业凋敝、经济破产,民生艰困的景象。
其中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最为严重。至1948年夏,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等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而物价则较抗战前上涨了600余万倍。6月份,上海的米价竟上涨到每石1800万元,而当时一般公教人员工资低微,小学教师每日收入仅够买四五副大饼油条,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难以言状。许多人真是到了饥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医的地步,生活痛苦到了极点。国统区到处出现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浪潮。为了防止国统区经济出现总崩溃,1948年夏,国民政府经过一番酝酿,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人民所持金银、外币等内容在内的所谓“经济改革”,企图依靠行政力量对国统区经济实行管制,以此来摆脱政治、经济危机,维持统治。7月下旬,蒋总统召集高级幕僚会议,提出了币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总统在庐山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谈,就经济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可。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和《金圆券发行办法》等法令,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蒋总统与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招待所谓民意代表及南京，上海的金融界人士,要求经济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宣布在行政院下设经济管制委员会,负责实施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紧接着南京政府宣布俞鸿钧(当时任中央银行总裁)和总统大公子为上海经济管制正、副督导员并即时赴任。上海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蒋总统派大公子担负此重任,这一不同寻常的任命表明:蒋总统在“经济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赌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的决心。
然而,当时的舆论对用行政手段管制经济,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前景却忧虑重重,并不乐观。《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表示:“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这个割盲肠的任务,实际上落到了大公子的身上,俞鸿钧名义上是正职,但只是挂个名而已。大公子有蒋总统给他的尚方宝剑,声势煊赫,来头不小,但他深知在当前的情况下推行经济改革困难重重,而此次币制改革的成败又关系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前途,势成骑虎,只有干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了,则不可不干到底了。”蒋大公子不是个轻易退让的人,他对自己的那一套颇为自信,相信充分运用所谓的“革命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他宣称:“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
8月20日，大公子以上海经济管制区副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抵达上海。他调来‘勘乱建国大队’，组织‘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实行紧急措施的骨干队伍，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等口号。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大公子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大公子和部属审阅检举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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