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华北自治”活动。1935年8月，在广田的主持下，外务省、陆军省和海军省合议制定了一个压制中国政府的“广田三原则”。依仗这个侵略政策，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更加无所顾忌。10月20日日本特务策动香河县汉奸武装暴动；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关东军还源源不断地向平津地区增兵。与此同时，广田弘毅与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多次会谈，胁迫其接受他的“广田三原则”。在日本的军事和外交的双重逼压下，蒋介石于ll月20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对前述三原则，本人完全同意”。不久，国民党迎合日本的要求，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一个半傀儡的机构。1936年1月，广田在日本国会上公开发表了他的三原则。他**裸地宣称：日本应以陆军主导华北分离工作的事实为基础，通过同中国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合作，以谋求调整日中国家关系。中国方面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一、停止排日；
二、承认“满洲国”；三、共同防共。
但是日本战败投降后，当负责调查广田罪行的检察官、美军上尉桑德斯基在秘密侦讯中，向他讯问起所谓“广田三原则”时，他却滑得像条泥鳅。
桑德斯基：“‘广田三原则’是由你主持制定的吗?”广田：“是由陆相、海相同我会谈作出的。”
桑德斯基根据已掌握的证据问道：“是你指导外务省东亚局起*的吗?”
广田的眼睛都没眨一下：“其中的大部分外交政策是由军部起*的。公布这个文件，尤其是与外交政策有关的部分，是外务大臣的责任。”
桑德斯基：“你是否认为三原则违反了九国公约和巴黎和平条约呢?”
广田的脸上爬满了无辜者的委屈：“我主张‘协和外交’，我是一贯主张和平的。”
他当初的伎俩与今天的狡诈，似乎通过一条暗道在遥相呼应。
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迫使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辞职，其内阁的所有大臣也一道下了台，唯独广田弘毅在这承转的时刻奉命组阁。他完全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不打折扣地按照陆军军部的意志，将陆军推荐的5个人任命为阁僚，而将被陆军指为“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吉田茂等四名人选除名。1936年3月，广田以文官的面目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但是这只是一张画皮，甚至是他本人的画皮，在这张画皮的后面，是一群被欲火烧红了的脸，闪烁着屠刀寒冷的光辉。事隔两个月，内阁恢复了被废除的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生产战争的法西斯机器得以高效率的运转，内阁实质上成了它的口舌。广田的做法直接导致没有陆军的同意，日本内阁无法做出任何一项有实质性意义的政治决策。
尽管广田内阁的寿命不长，但它却似一支新型号的法西斯连发枪，毒弹频发。1936年8月7日，广田在“五相会议”上批准制定了《国策基准》。这个国策基准兼容了长期争执不下的“北进论”和“南进论”的主张，形成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它的纲领是：要以“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为基本国策。它站在狭小的岛国上，野心勃勃地挑起了沉重的担子，一头是中苏大陆，一头为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国策基准》推动了日本的全面扩军备战：陆军制定了扩军五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庞大的造舰计划；工业、教育、对外贸易都围绕着这个重心运转，并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作为实施《国策基准》的一个方面，广田内阁抛出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亲日地区，掠夺必要的军需物资。
1936年10月2日，广田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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