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尽快回到祖先的发祥地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特别强调说：“这是个独立自主的，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国家。”
溥仪需要更明确的承诺，问道：“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就可以解决。”
“不，”溥仪咬住实质性的问题不放：“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去的。”
土肥原的假面又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不知是真的以为梦想就要成真，还是迫于土肥原的压力，当即表示同意。土肥原催他及早动身。但由于日本军部和内阁对于起用溥仪及时机问题的认识仍未统一，为此溥仪身边的遗老遗少发生了争执，使得溥仪也陷入了混乱，犹豫不定。土肥原见状，便指使手下的特务采取流氓手段进行恫吓。溥仪一会儿收到陌生人送到家门口的炸弹，一会儿收到措辞恐怖的黑信，一会儿接到威胁电话，还发现一些身藏短刀的人在附近转悠，弄得胆小的溥仪心惊肉颤坐卧不宁。在土肥原的推动下，日本人豢养的匪徒、流氓、吸毒犯发动了汉奸便衣队武装暴乱，日租界和就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酿成了“天津事件”。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的名义开到了“静园”门口，是保护还是威慑，溥仪心里非常明白。1931年11月8日晚，溥仪终于按照土肥原的精心安排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婉容皇后也被女谍金璧辉（川岛芳子的真实姓名）诱骗到长春。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除了一班胡搅蛮缠的日本和美国律师外，还有一班证人，他们本身就是受到指控或逃避了指控的战犯，他们相互勾结，颠倒黑自制造伪证，给审讯带来许多麻烦。对于土肥原的上述罪行，在有当事人溥仪出庭作证、事实昭明的情况下，不仅板垣为其掩饰，日本当年驻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在出庭作证时，也为其狡赖。土肥原到天津进行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日本外务省，最后又发长电给币原外相，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将溥仪装入箱内秘密送走的经过。这些电报被我方检察官从外务省秘密档案中查获，并引入证词。而桑岛在法庭上竟然说这些是当时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足为信。检察官当即诘问：“电报中关于你和土肥原的几次谈话，是不是外边的流言呢?”桑岛倒噎了一口气，讪讪地退下。
受到指控的初始，坐在被告席上的土肥原极为紧张焦虑，他不知道一个致命的证据是否落到了公诉方的手里。l943年12月27日，于日本本土东部防卫司令部，土肥原在8张粗糙的陆军省格纸上亲笔写下了罪恶的记录。他写道：“我于中途才参加满洲事变的计划。石原和板垣有意接溥仪回满洲。我任奉天市长一个半月后就被派到天津，目的是要在天津闹事，准备在华北闹得天翻地覆，并乘着慌乱把溥仪带走。我以前就认识溥仪，向他劝说时他提出各种条件，我说就是接受了你的条件，由于情势会不断变化也没有把握，故要紧的还是胆量。当时天津驻屯军只有一个大队左右，因此我们也动员了警察。我们乘警戒溥仪公馆的警察因天津事件出去时，把溥仪带出来送上了‘淡路丸。”土肥原还写道：“那时，币原外相曾训令说，如果溥仪想逃跑，可以把他杀掉。溥仪逃出天津，中国人也出力不小。”
但是这份弥足珍贵的证据当时并没有落到法庭手中，而是在一个负责保管它的日本人手里。这个日本人为了避免被国际军事法庭发觉，志愿去由中国大陆撤退，日本人的船上工作。他把材料也带上了船，万一遇到什么情况，也可就手把它扔到海里。当1977年这个日本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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