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鉴于目前帝国内外形势，尤其是苏德战局的发展、南太平洋方面战况，以及国力，特别是船舶等情况，看来在昭和十八年（1943）实行此项作战，无论从战争指导，或从作战的见地来看，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准备下达指示中止此项作战的准备工作。”“关于今后的对华作战指导”，“就全军情况而言，在一定期间内不仅不能向中国增加兵力和资材，相反，还需要进一步将部分兵团、部队抽调到南太平洋和其他方面。因此，目前在上述范围内，根据中国派遣军的现有任务进行作战，尤其要努力加强占领区内的治安。”“在南太平洋作战告一段落之前，极力减少对华消耗战。”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倭国决策集团认为“重庆的抗战力在逐渐衰减，但其确信英美会获得最后胜利，将仍然不放弃继续抗战的意志”，“同重庆政权全面和平已成为不可能”。特别考虑到“过去，重庆政权是以在内地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而发挥影响，而如今它将以策应英美反攻、作为反攻战线一个支撑点而发挥作用。目前如不在各方面采取根本性对策，就会使事态严重化”。为此，“作战指导的首脑部门”极感焦虑。因而，倭国大本营在下达了中止四川作战准备的命令后，12月18日在与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21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案》，即所谓“对华新政策”。该方案的方针是：“帝国以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参战为打开日华间当前局面的一大转机，根据日华提携之根本方针，专心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量，并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战的口实，与新生中国成为一体，真正为完成战争而向前迈进。”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大力扶植和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并使其参战以提高其地位，同时也使“倭国在中国驻军具有了共同对敌的意义”。把政治、经济事务和“治安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负责，以便抽出更多的日军专用于作战，并便于抽调部队转用于太平洋战场。倭国“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火田俊六在其12月26日的日记中对此曾写道：“由于现在重庆方面已死心塌地依存于英美，决心进行彻底的抗日，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已经落空，剩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强化当今的国民政府（汪伪）了。其成功与否，颇令人怀疑。”31日日记中又写道：“此次之大转变…尽管中央方面知道国府（汪伪）无力，但舍此无其他良策可寻。因此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在军、政两方面都寄希望于国府，只是尝试性的孤注一掷。”伪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得知倭国御前会议的决定后，向东条英机表示今后的打算：建立国民兵役制度，加强训练现有的伪军，以使倭国的后方责任可以减轻，同时加强经济方面的协力等。
倭国为了能够尽量从中国战场抽调出兵力和资源用于太平洋战场，采取了在表面上抬高汪伪政权的地位，强化以华制华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及汪伪政权采取各种手段大量收降国民政府的军队：继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率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纵队和孙良诚率所部投降后，1943年1月吴化文部，3月厉文礼部，4月孙殿英部，5月庞炳勋、杜淑部，6月荣子恒部，7月张步云、刘桂堂部等大批**部队投降，被汪伪政权编为伪军。
6月16日，史迪威回到重庆，第二天便会见了最高统帅，向他汇报了“三叉戟”会议的情况和关于中缅印战区的决定。他希望能尽快得到最高统帅的答复。但是，结果仍和过去一样，事情被搁置起来，迟迟没有回音。现在有美国答应的每月1万吨物资，有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飞机去打击倭国人，最高统帅干吗还要冒着3险去进行胜负未了的地面作战呢？尽管罗斯福总统把最高统帅捧得很高，给史迪威施加了很大压力，但事实却使他无法改变对最高统帅的看法。“回来后看到，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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