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呢，就是美国政府方面以私下的渠道向驻美国的胡大使（就是我国当时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透露，下个月他们的国会要审议和表决的《租借法案》里，规定该法案适用于我国。我想问问你，我们应该主要向美国人提出哪些方面的援助要求？”最高统帅用浙江官话说着。这个时候，在屋里的三个人都是浙江人，而且各自家乡的距离不远，口音都是基本一样的。
“以学生的个人看法，我国首先应该向美国人提出成套的采矿，冶金，机械，化工，水电以及军工设备的援助要求，军工设备方面的重点应该是火炮制造和炮弹生产的设备。虽然，我国已经开始自行生产火炮，但是产量和战场的需要相比实在是太少了，还需要增加生产规模。成套工业设备的引进，可以建立必要的重型工业，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对外界援助的依赖程度，避免在外国政府利用援助物资干涉我国内部事务的时候，我国不得不受制于人情况的出现。”后世的刘建业在读抗战史的时候发现，美国政府经常利用援助物资的分配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干涉，虽然这种干涉在不少时候是正确的。这一方面做的最明显的就是后来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来的那个“刻薄的乔”。而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刘建业很讨厌外国政府和势力对自己国家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是刘建业向来的主张。不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不可以成为中国人的太上皇。
“说得很好，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刘建业的话显然引起了最高统帅某些方面的共鸣。在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最高统帅也曾经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只是随着时间和地位的变化，这种思想逐渐的隐藏了起来。
“第二，我们应该要求美国人增加我国公派留美学生的数量，最好再能减免学费。掌握了先进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人，其价值绝对不低于一支完整的军队。拿一个例子来说，在去年的不列颠空战里，为英国空军的最后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雷达这种设备，如果由我国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束星北教授来主持研制，并且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话，我敢说，不用多久，他肯定能拿得出来。另外据我所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有人正在做青霉素，也就是盘尼西林的人工提纯试验。如果这个项目成功的话，对我国也将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作为从后世回来的人，刘建业甚至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21世纪什么资源最重要？人才啊。战后的日本能够迅速从废墟里完成重建，成为经济强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保住了大量的人才。而中国呢？为数不多的顶级人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里，命运多舛。
在当时的中国，人才并不是没有。束星北教授和他的至友王淦昌教授，就是当时中国为数很少的可以和当时的世界科学大师比肩的人物。他是中国第一部雷达的制造者，但当抗战胜利后，他感到内战不可避免时，又亲手将这部雷达拆毁。他是浙大的一个普通教授，但当日本的侵略逼近时，他曾当面质问最高统帅为何不抗日。他是与两弹元勋王淦昌齐名的世界级物理学家，但当他的挚友王淦昌与其他同仁研究的原子弹在大漠成功爆炸时，他却在水库工地上当抬土工。他曾近距离的接触科学巨人爱因斯坦，在爱因斯坦帮助下，作为他的助手在爱因斯坦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抗战期间，束星北与王淦昌、苏步青等科学界的爱国人士，为祖国的抗战和未来的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诸如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两弹元勋”胡济民、程开甲等人，都曾受教于他。1964年，当束星北教授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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