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要死了。”我想，为何画家可以画画，作家可以写书，导演却不能拍电影呢？我偷偷拍，再偷偷卖，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蹲监狱我也认了。作家不能只当助手，画家也不能，别人的片跟我的片完完全全是不同的。
于是开始筹备《生根》。
当时很难。为了筹资，我到公园演过猩猩……为了……我……中国境内不能冲印，我把片子送去澳洲，澳洲海关开箱检查，胶片见x光，报废了，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谢兰生把一点一滴在纸上写出来了。
另起一行，兰生又道：
【我再一次非常幸运，《生根》入围都灵影展。我没资金去打广告，只能站在酒店门口，或站在会场门口，一边发宣传单，一边说：“请来看看我的片子！请来看看我的片子！”那个时候，参加影展、卖掉版权，在欧美的电影节和电影院中被放映，是唯二的见光机会。何况，我也必须还清欠债。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回来我被禁了8年。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流程变了，在前进了！”“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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