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想挟日人以自重，窥探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
说到底，宋哲元不愿丢掉西北军经营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华北地盘，更不愿惹恼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丢掉军队老本。
作为旧华国的军人，宋哲元仍未脱掉旧军阀的陋习。军队、地盘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资本。为这一切，他艰难地在两个利益根本对立的对手中周旋着，应付着。为此他既要混迹于日本人中，多少背几句“汉奸”的骂名，也要代表华国政府与日本人对抗一阵，被日本人骂为“不重情义”的滑头。
从心里说，宋哲元在与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着分寸。他既不愿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愿让国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当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后，有人别有用心地怂恿宋哲元的弟弟劝其像蒋中正、张作霖那样，发行“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宋哲元一听，大为恼火，声色俱厉地对弟弟说：“冀察是地方政权，受中央政府节制，怎能滥发个人纪念邮票，给世人说我宋某割据一方，破坏统一！……中央命我尽力折冲，争取三年时间，使政府做好抗战准备，我才奉命出来干这挨骂的差事！并以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自誓……”，并说：“今后倘有敢再妄议此事者，以汉奸论处！”
民国二十五年，宋哲元在天津为母亲作寿时，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亲自上门祝寿。乘宋哲元不在时，他将一只据说是日本天皇专门从东京派军舰直接送来作寿礼的大瓷花瓶强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后，要把这寿礼退回去，旁人劝说不可如此，怕伤两国和气。宋哲元一气之下，便把瓷花瓶给砸了。
但是华北地区中日矛盾日益激化，仅靠宋哲元的调节缓解显然已无法解决问题。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霓虹军更加变本加厉，几乎天天找他的麻烦，步步施压，宋哲元心绪烦乱，心情坏到了极点。而南京政府已经公然宣称要抗战到底，绝不跟霓虹军妥协。在两面都不能讨好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宋哲元没有选择抗争，反而选择了逃避，回到山东乐陵老家。但是他的离开并不能解决问题，芦沟桥的枪炮声最终还是响了。
芦沟桥事变后，十月二日和三日，宋哲元接连接到蒋中正的两封电报：“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让宋哲元的心里直犯嘀咕，以他的经验来看，华北中日两军之间的冲突也不是一次两次，这次的芦沟桥事变虽然发生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但是此时的正如沈修文所说的那样，还报着侥幸心理，认为卢沟桥事件有可能降为地方事件而加以解决的前提下，有必要与日本人全面交战吗？战端开启容易，收时就难了。难道我西北军辛辛苦苦营造的华北局面今天就这样完结了吗？这一切让宋哲元瞻前顾后，矛盾重重。
同时，蒋中正积极地调兵遣将，更让感到疑虑，虽然蒋中正调来的孙连仲和庞炳勋两部部归他节制，这两支部队也是西北军。但是早在中原大战时期，孙连仲就明确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同样庞炳勋也在最后关头临阵倒戈，这两个在宋哲元眼中的背叛者，他并不信任。说不定就是趁此机会来夺权的。还在赶往天津路上的宋哲元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为了保住自己能在华北继续统治，为了保住二十九军这支维持统治的军队，和日本人只能和，不能战。
十月四日晚，宋哲元秘密返回天津，一到天津他就接到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的报告，当他听说霓虹军主动提出协商解决，并且已经签订了停战三项协定，顿时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他只能和，不能战的初衷。同时，立即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召开军政会议。
会上，鉴于霓虹军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限，包括主管军事训练团的副军长佟麟阁在内不少将领主张乘胜攻击霓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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