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托马斯却被认为是“空想”。（它只不过比马克思的多了一个可以信奉基督教，所以被称为“空想”？而实际上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分左右两翼，左翼只讲，右翼则讲信奉基督教。）
这两个人，一个生活在十六世纪（托马斯），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马克思）。距离生活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孔子要晚上二十几个世纪。真有点让人不仅想象，二人是否偷了孔夫子的理想，改头换面了一下。
当然说他们看过孔夫子的“大同”理想，不过是开玩笑。
西方化有自己的传承。“科”传承了托马斯的“乌托邦”勿用质疑。而“乌托邦”则一惯被认为是柏拉图“理想国”的延续。
乌托邦与共产理想能不能实现，似乎不难想象。
与之相比。孔夫子并非闭着眼睛空想。他的“大同”时代，在上古三代之时能现实。
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意思是：这个大道盛行的时代，在上古三代之时有，孔夫子没有赶上，仅是有志于此。
上古三代之时民少，刚从“动物时代”脱离出来，人们头脑简单，想法单纯，相互协作才能生存，完全是个“集体主义”意识超强的时代。
孔夫子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孔夫子不是一个闭着眼空想的人，面对“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这一现实，他的慨叹只是“志于此”。是在“托古言志”而矣。
与托马斯、马克思不同，孔夫子并非只是追求一个虚无的理想。他看到现实的人本能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提出十议：“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惠、幼顺、君仁、臣忠”，希望人们“克己复礼，归于仁”，归于他的“仁爱”道德，希望通过“礼乐”来约束人们，以企望达到“小康”社会的理想。
“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个“小康”的理想显然更近于现实。讲求“刑仁讲让”，讲求像“禹、汤、、武、成王、周公”这样的“君子”来执政。如果不是这样的君子，便要让“在执者去”，大家会把他看成灾“殃”。追求的是一种“圣君贤臣”执政的“治世”理想。
如果拿此来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相比，柏拉图的《理想国》追求的“正义”之国，寄希望于“哲家执政”，也是一种“贤人”政治。而且还明确的化分出“统治者、武士、平民”三等的阶级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产生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自由的古希腊城邦进入衰微时期。孔夫子的“小康”是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公元前五、六世纪。
如果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出现，而在中国，孔夫人的小康社会，似是一直时而出现。特别是这个贞观时代，不正是儒家所希望的“圣君贤臣”的时代，不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
虽然这个时代还不太“理想”。
想到此，杨悦不由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燕德妃看到杨悦一直在沉思，显然没仔细听自己所讲，出言问道。
杨悦笑道：“我在想，孔夫子的‘大同’能不能实现。”
燕德妃与徐充容二人对视一眼，笑了起来。显然二人针对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讨论过。
“似乎不太可能实现。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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